1929年11月29日，日本神奈川县箱根，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旅馆内被发现死于枪击，官方判定为自杀。这起事件的发生颇为突然，佐分利刚刚返回日本并向政府请示中日新约问题。中国方面希望通过谈判收回部分主权，但他的意外去世打断了谈判进程，引发了外界对其死因的诸多猜测：他真的是自杀，还是成为了日本强硬势力的牺牲品？

佐分利生于187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之后通过外务省考试进入外交界。他曾于1906年前后访问中国，参与对清政府军事教育的援助，与蒋介石等日后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建立过联系。这一经历使他相较于许多只在东京制定政策的官僚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入的理解，但这种了解并不代表他认同中国的诉求。

在币原喜重郎掌控日本外交后，佐分利的角色变得重要。币原出身于职业外交官，他主张通过谈判与经济合作来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反对轻率动用武力。然而，这种“币原外交”在军方和右翼眼中却显得过于软弱，佐分利正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执行者。

他参与了华盛顿会议，也在外交中表现出对谈判的重视。1925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中国要求恢复关税自主，而日本则试图争取对本国商品有利的税率，表面上显得温和，实际则在维护自身利益。这种对待方式表明，所谓的“温和”并非放弃特权，而是通过更具程序性的讨价还价来进行控制。

在1927年南京冲突中，佐分利劝阻日本政府不要参与炮击行动，这一举动获得了蒋介石的认可。虽然这看似对中国有利，但实际上是策略上的克制，而非道义上的支持。

随着济南惨案的爆发，日本军方出兵山东，外交与武力的矛盾再现。佐分利最终出任驻华公使，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约的要求展开谈判。尽管双方似乎接近达成共识，但在细节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11月下旬，佐分利回国请示，11月29日在箱根旅馆内被发现中弹，年53岁。日本官方认定其自杀，然而币原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佐分利的身体状况并不表明其长期处于绝望中，因此猜测他可能遭到暗杀。

尽管佐分利反对强硬措施，试图推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现有证据并不足以直接证明他的死亡与军部行动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日新约的谈判中断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强硬转变存在直接联系。

总的来说，佐分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华人士”。他的坚持和妥协只是在日本利益面前的战术选择，而非承认中国的完全独立。他的死虽然中断了一次外交努力，但并未改变日本对华政策向强硬方向发展的趋势，反映出日本国内外交、军方与经济势力的长期合流所带来的影响。